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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发展·改革 - 中山大学新闻网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更新日期:2018-12-25 浏览次数:

  任剑涛:发展·改革 - 中山大学新闻网任剑涛:发展·改革 一个学者的思考 稿件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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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08-04-02

   阅读次数: 思考之一 改革无禁区 从广东率先启动的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的辉煌历程。正是广东人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勇气,掀起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帷幕。30年,广东有了惊人的进步:经济发展的总体局面令人欣喜,整体社会面貌今非昔比,现代化局面初步呈现。广东已经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现代转变的一个窗口。30年的发展,也带出了必须以直面300年历史的勇气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如何在脱贫之后向现代化的纵深地带挺进,从物质器物的浅层次现代化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深层次现代化,以及从制度现代化的深层次向人的现代化的最深层次现代化推进,成为横亘在引领中国现代化潮流的广东人面前的重大问题。 反思30年广东改革开放的历程,总结广东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由此成为我们进一步筹划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这正是首先遭遇中国现代化一切新鲜问题的广东,要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为整个国家提供发展经济之外的新鲜经验的地方,也是广东自身能不能超越经济单兵突进的模式寻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的历史契机。 凝练精神与行为模式 恰当此时,一个汇聚了改革开放既有经验、又提点人们谋划下一步改革蓝图的历史最强音回响在我们的耳畔:改革无禁区。改革无禁区,既是广东人能够在上个世纪80年代茫无头绪的改革处境中为中国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凝练精神,又是广东人能够将改革的观念取向与实践方式有效结合起来、从而为中国现代化走出一条崭新道路的行为模式,还是广东人能够一步一步深入改革的纵深地带,逐渐摸索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一条综合改革道路的社会氛围。历史地看,引领了前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广东改革,就是一个突破禁区的社会变迁过程。这可以从两个剖面上得到印证。——一个剖面是理论层面上对于禁区的突破。广东改革开放的启动,首先就是突破“文革”的思想禁区,抛弃“文革”后试图维持保守僵化局面的“两个凡是”教条的结果。在打破“文革”僵局的初期,像卓炯那样的经济学家就鲜明提出了商品经济的理念,启动了广东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市场思维。沿循这样的思维习性,广东人突破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政治教条,开创出两条有利于现代化成长的思维道路:一条思维道路就是敢于积极接受国际社会先进思想观念的道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广东人经由香港全面触及现代发达国家的思想观念开始,到当年广东对于市场经济理念的率先接受,再到广东对于单一所有制形式的彻底突破,广东人首先在观念上接受了现代化的基础性理念——市场经济的整体理念。即使在今天,广东人对于市场经济理念接受的普遍程度,也还是其他地区的人们需要学习的。另一条思维道路就是敢于突破既有的政治教条和制度安排,以一种探索性的观念引导的“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气质,并以这一精神理念为驱动不断地突破改革的各种禁区。就此而言,“杀出一条血路来”不能简单地视为盲目蛮干,它是在无前人经验借鉴、无现成方案可循的情况下可贵的改革精神品质的体现。——另一个剖面是实践举措上对于禁区的突破。如果说在教条主义盛行的时代,在理论上敢于突破禁区,思考既有政治教条的局限性,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崭新观念是一件极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那么,在改革实践中敢于突破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已经习以为常的说法与做法,在领导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采取新鲜的进路,那就更是一种由改革精神驱动、反过来又极大地推进改革的惊人之举。恰恰广东在这方面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突破禁区的改革勇气。在广东的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党内与社会上质疑、拒斥、批判的声浪不绝于耳。只有广东的改革者们在重重压力之下敢于打破禁区的勇气与智慧,才逐渐为人们呈现出一个打破禁区的改革果实。来料加工在这里显现作用、价格改革在这里起步、股份制在这里试验、跨国公司在这里登陆……一切市场经济早期的和近期的做法在这里纷纷进入改革试验场域。与经济上敢于打破禁区相伴随,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广东,又敢于打破政治禁区,开始尝试政治体制改革。广东的政治体制改革萌动和发育,在整体上也都具有率先打破禁区而引导综合、深度改革的积极意义。广东改革的成就就是敢于打破禁区的结果,也就是对改革无禁区的一个历史呈现。假如广东人在改革之初就畏首畏尾、缩手缩脚,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我们将完全无法设想广东改革从哪里入手、广东凭什么收获改革果实、广东因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示范区。邓小平强调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促人敢于突破禁区的强大召唤力在此得到突出体现。 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之所以只有在打破禁区的情况下才具有收效,是由改革自身的特征所注定了的。改革就是除旧布新、兴利除弊。因此,改革首先需要将既有的一切理念、制度和举措放置到理性审视的平台上,让人们进行质疑、审查、验证和重构。如果一种观念、制度安排和具体举措在思想上彻底失去了怀疑的价值,那它就彻底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一经怀疑的观念、制度与举措,总是会呈现出令人不满而可以改进的地方。这就是改革契机得以显露出来的前提。没有一个看似走过头的打破禁区的怀疑过程,就没有一个打破禁区的改革开放。其次,改革就是要探索新的制度安排,以便以行之有效的崭新制度替代绩效低下的陈旧制度。而哪些制度适合新的发展需求、哪些制度可以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哪些制度必须是独立创制,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现成东西。为此,从局部到全局不同的制度尝试,就是寻找到真正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制度需要的制度体系的条件。正是当年广东人在计划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专利、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观念驱动下进行的市场经济实践,才在不断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经济实践禁区的基础上,逐渐凸显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轮廓。再次,改革就是对于各种已知和未知的社会行为手段的试错性选择。我们必须打破哪种手段属于哪种思想、哪种制度、哪种文化、哪种社会的政治化思维,才能保有自由选择的广阔空间。一种将思想观念、制度安排与具体举措绝对贯通的观念,是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观念。而一种灵活地配置思想观念、制度安排与具体举措的思路,才足以准确找到最为适合现实需要的社会发展模式。正是因为如此,打破禁区,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并大胆拿来加以使用,就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因循条件不断推进 人们会认为,改革有限定、改革有禁区,可以保障一个改革的政治共识、形成一个有序的改革局面、保证一个改革的社会氛围、成就一个既定的改革目标。这是一种善良的想象。中国的改革不是简单的社会要素的重新组合,而是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进入都市社会、从农民社会进入市民社会、从封闭社会跃迁到开放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这是“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在一个政治上必然要经历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经济上必然要发生从小农经济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文化上必然要遭遇从地区文化向全球文化扩展的震荡过程中,一切基于个人或组织的善良愿望设定的改革,既无法保证这种改革的全民号召力、也无法长期维持改革的基本共识、更无法保障主观期许的改革秩序。改革共识与改革秩序都只能在逐渐打破禁区的进程中,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入深化才能够呈现出来。人们还会认为,没有禁区的改革会导致混乱,使改革陷入一种无法控制的状态。这也是一种为改革设立禁区的流行理由。没有禁区的改革不等于没有规则的改革。改革就是要建立适合时代变迁需要的新规则。因此,在改革势必要打破阻碍社会进步的陈规陋习的时候,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新旧杂陈、方生未死、矛盾丛生、犬牙交错的“混乱”状态,这对于转型社会既是一种政治考验,也是一种心理煎熬。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历过的任何挫折,都与这种担心具有密切的关系。改革当然首先要避免陷入混乱,否则改革就必然丧失它的存在理由。改革要突破新旧冲突的尖锐期,必须依照改革精神的引领,使造成混乱局面的需要改革的问题迅速得到解决,混乱自然就消逝了。假如我们遭遇到新旧交替的艰难时期,就将改革停顿下来,那么我们永远无法摆脱改革阵痛,形成良性的现代秩序。人们甚至会认为,没有禁区的改革会将我们已经获得的社会发展成就葬送掉,因此必须将改革限定在一个我们的常识、能力和资源可控的范围内,流行一时的“改革就是戴着镣铐跳舞”便是这一主张的鲜明体现。这当然也是一种善良但却同样简单、草率的看法。改革的历史进程是从不间断的。假如我们仅仅只是借助改革来塑造一个严格限定在某一历史段落的成就,我们就难以突破这一历史段落而以新的成就维系既有成就。我们的改革永远都会处在一种以改革的态度对待此前改革的情景之中。虽然我们无法脱出历史限制随意自在地改革,改革必须是因循实践条件采取的有效举措,但改革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的当下价值和长期意义才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广东人今天意识到的新一轮解放思想、新一轮巨大发展契机,就是对这种人类处境的自觉。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新的改革开放、带动新的发展局面、促进和谐社会的建构,必须重提改革无禁区。这既是为改革重新提供政治保障、也是为更为艰巨的深度改革提供宽松环境。胡锦涛总书记号召“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汪洋书记因此发出的“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倡议,深远意义恰在于此。 思考之二 改革气质塑造鲜明广东 改革开放是不是可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还是一个远远无法得出结论的问题。但无疑的是,改革开放将中国推上了一个现代化的轨道,中国只能沿循这一轨迹向前运行。因为正是改革开放,锻造了一个初步现代化的新中国。但改革并不是不需要辩解、不需要呵护的社会渐进工程。诚然,由改革开放促成的巨大成就,已经获得了辩解与呵护的强大理由。但深度的综合改革、均衡的社会发展,绝对仍然需要为改革提供更为深厚的辩解与呵护根据。不妨直接将这一更为深厚的辩解与呵护根据加以概括:改革以其独特的改革气质塑造着现代中国。这首先意味着,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已经是大势注定、无可扭转的。其次这提醒我们,只有改革气质才足以保证现代中国将自己的“现代”面目亮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改革气质体现在改革者身上 改革气质体现在改革者身上。改革者将中国从传统社会牵引到一个现代境地。“现代”与“传统”是两个相互对应的概念。改革者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社会类型的甄别,要不进行绝无可能的回归传统,要不携带传统优势进入现代。后者是我们中国必须确认的现代处境。否则我们就难以在现代世界中寻找到自立的空间。诚然,“传统中国”与“中国传统”作为两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概念,指示了两种已然过去的中国的当下处境。传统中国是历史的中国,随着斗转星移,它已经属于过去;中国传统是活性的中国,不论岁月沧桑,它都显示其勃然生机。因此,激发中国传统的活力,促使中国成为“现代的”中国,乃是既合乎传统精神又接受现代召唤的社会变迁过程。而这种促使,就正是改革者才能完成的任务。 改革者的精神结构 广东人的改革气质是广东能够在当代中国成为改革开放引擎的重要原因。广东改革的领导者和执行者们身上无不洋溢着锐气十足的改革气质。而现代中国的改革气质,在结构因素上以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高昂的激情、大胆的想象、超人的勇气、务实的创举铸成了改革者的精神品质。远大的理想提供给改革者以超越现实、穿透问题的宏大视野。坚定的信念使得改革者能够具备执着的改变现实、使之更趋合理的自信。高昂的激情可以让改革者具有强大的心理动力和情感基础。大胆的想象则使改革者能够超越常人设计宏伟蓝图。超人的勇气则显现出改革者敢于披荆斩棘的品质。务实的创举构成改革者面向现实创新行动的特殊领导风格。这些改革气质综合为改革者的精神结构,使他们得以引导一个地区、一地民众打破暮气沉沉、死水微澜的僵固局面,并以面对现代的历史责任感,将中国带出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 三个界面展现改革气质 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广东之所以能够成功改革,来源于三个界面上呈现的改革气质:先看领导广东改革的一批批领导者的改革精神。以十年计,引领广东改革进程的领导人已经经历三个代际。三代广东改革领导者,从初期那批举世闻名的改革家们身上散发的旺盛改革活力、不竭工作动力与为民尽心竭力的理想气息,可以看出,广东的改革领导者对于广东社会,不仅带来了追求现代发展的、上下求索的社会变迁,而且营造了广东上下着力改革的社会氛围。30年间,广东领导者不断顽强地推进改革,几乎没有例外。可见,改革风气能否树立起来,“关键还在领导”。这不啻给今天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领导者以醍醐灌顶的警示。再看一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象征的城市——深圳——鲜活的城市改革气质。在1980年决定把深圳作为沿海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的时候,深圳能够办成什么样子,就是国家高层领导也没有把握。今天的深圳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经济迅速发展、城市活力十足、财富积聚显著、现代面貌呈现。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深圳如此之快地向人们显露出改革开放的“威力”,中国的改革开放绝对会呈现另外一种状态。最后展现出广东改革气质的则是整个社会显现的乐意打破既有格局、愿意投入改革历史洪流之中的社会心理结构。其中一个角度体现的是,对改革开放发挥决断之功的广东决策机构的改革式组织气质。另一个角度体现的是广东全社会与改革要求完全呼应的社会氛围结构。近30年来,广东的政党组织、人大机构、政协部门、政府机关、企业结构,都体现出寻求改革的组织气质。这是一个改革社会必然出现的组织现象。与此同时,广东地方社会的改革氛围之作为社会具备的改革气质,也为广东的迅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广东人那种接受新生事物的随顺自然的态度、那种对于社会变革绝不惊诧反而争取主动适应的心态、那种遭遇价格体系变动而努力赚取更多金钱的取向、那种温和性格与改革需要的协调氛围的一致、那种个人对于改善现实社会处境的强烈愿望,都是改革社会所必须的深厚社会心理土壤。有理由断定,如果广东没有这样的社会心理土壤、没有与改革社会需要的适应性变革气质,广东的改革要想取得成功,绝对是天方夜谭。 思考之三 全面发展提供新鲜经验 对“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社会普遍认识,是推动近30年中国进步的基本动力。这是一个不易之理。但是,中国的发展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变化,它完全是沉淀了时代厚重感的社会结构变迁。因此,发展就是硬道理兑现为健全发展的真现实,无疑,中国人得经受一个凤凰涅槃的艰辛转变:前行与回流的辗转、喜悦与悲伤的交织,都必然使发展的复杂内涵极其缓慢地呈现出来、必然使发展的艰难程度渐次为人们所感受、必然使发展需要的勇气与智慧逐步递升到人们难以承受的地步。 旧发展观到新发展观 30年中国的发展验证了发展之难。首先,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不是简单的数量增长。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缺乏后两个方面的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停顿。其次,发展不是单兵突进的结果,更不是协调与稳定的产物。发展需要人们的创新、需要人们的破块勇气、需要人们的现代智慧、需要人们的开创行为。因此,追求发展,不可能仅仅追求勇往直前的状态,而必须寻求发展机遇、发展状态与发展结果的契合。再次,发展不是获得人类物质生活材料的手段,发展必须是人的综合发展手段。因此,发展不是解决人对物的关系问题,而是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物质器物的现代化、制度安排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在此就有一个相互匹配的发展关系。这是由现代化早期的陈旧发展观,递进到当代新发展观的重要体现。这是发展自身也在发展的标志。由此促使人们发现,中国30年的发展,乃是一种低度发展的结果。正是由低度发展所注定,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产权问题上,自然就会遭遇高端发展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必然出现的瓶颈;正是因为是低度发展,所以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这些必须相互匹配的发展才没有能够关联起来;正是由于低度的发展,单纯满足物欲的发展才导致了以破坏生存环境为代价的进步。发展似乎为单一的经济增长所代换。增长似乎就是中国人理解的发展。如此就不难理解中国近30年的发展为什么会遇到如此之多的困难和障碍。 解放思想寻求全新契机 突破发展的困境,有赖于放开思想、解开束缚、发现症结、开出药方。因此,广东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致力突破发展改革的障碍,寻求科学发展的全新契机。解放了思想,我们首先可以发现,从经济发展自身来讲,广东的发展必须告别过去那种单纯从自然索取物质财富的思维惯性。所谓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是人们主观的诉求,而且是客观的必须;不是道德的自觉,而是政治的安排;不是个体的自愿,而是法律的约束;不是崇高的引导,而是公民的共识。因此,经济自身的发展改革,必须依靠法治化的安排,才有可能保证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持续性。可以断言,打破唯GDP思维是广东人继续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的前提。其次我们可以发现,制约经济发展改革力量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进。广东地方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还不可能是国家基本制度选择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可能是对于政体的战略决断。但是,下述政治发展举措是综合发展可以先行尝试的领域:以民主制度的推行来限制权力的肆意作为、以宪政来保障政府功能的合法运行、以法治来规范社会政治秩序和行为规则、以公平分配促进平等分享发展成果、以科学政绩观及其评价体系来鼓励领导作为、以产权变革来促进人们积累财富的长期预期、以党内民主举措来发展社会民主、以公民组织的助长来营造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结构的成长氛围。广东政治发展可以施展的天地极其宽阔,问题只在于广东的改革者们能不能解放思想,发现政治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再次我们还可以发现,囿限在物质器物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向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深层次发展推进。物质器物的现代化是浅层次的现代化,但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必要先行层次。一个物质严重匮乏的社会,人们对于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严重不足的。只有在治穷的问题不成其为严峻问题的基础上,人们基于公平诉求的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才普遍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世界。广东人的物质器物现代化进展使人鼓舞,但制度现代化的发展还任重道远、人的现代化发展就更是形势严峻。如何在公民社会的发育发展中寻求公民理性、在物质崇拜的氛围中创造精神生活的需求、在小富即安的状态中促使社会向志存高远的状况发展,都是广东这个区域中人的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课题。没有现代人构成的现代社会土壤,健全的现代发展就决无可能兑现。 突破困境实现科学发展 广东要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依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引,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致力发展的鹄的。——围绕政治发展的目标,广东人必须再次显示发展的锐气,致力于政治改革。如何将此前广东已经展开的散点式的政治改革,在政治体制的意义上全面铺开,解决权力的正当来源、实现权力的廉洁高效运作,是广东发展必须作为的领域。政党的民主制度建构、人大对于一府两院的有效制约、政协更为民主的政治商议、政府的简政放权、司法的公开公正,都是广东必须率先在全国展开的新的发展领域。这样,现代发展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必须相适应的状态,才会出现。广东的健康发展局面才会初显轮廓。——围绕社会发展的目标,广东人必须以谦虚的态度学习、掌握并行使公民社会中公民不可褫夺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方式方法举措。因此,政府如何更为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使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能够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使政府公共政策水平显示出有效而充足的政策供给状态,市场的繁荣和社会的安宁和谐相伴出场,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的幸福感受同时增涨,政绩的追求与民众的认同基本一致,社会的活力与井然的秩序相互勾连,成为广东发展改革的又一个需要紧张作为的空间。——围绕制度现代化发展和人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广东人必须再次以高度自觉的群体自我批判意识,对于自己已经取得的发展改革成就进行“狠心的”质疑、检点、批判和超越。需要知道,真正的发展改革成就是不需要辩护的成就,因为它自然会获得人们的公认。而维持发展改革的成就,则需要我们付诸更大的努力,以便证明我们已然取得的成就绝对不是侥幸获得。于是,在政治发展、社会发展逐步与经济发展匹配的前提条件下,有必要将物质器物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贯通起来。广东必须以全面的发展进一步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新鲜经验。这些发展课题,都是广东人寻求思想大解放、实现新的大发展绕不开的课题。绕不开的发展就是硬碰硬的发展。因此,发展仍是硬道理,就必定应该是时刻萦绕在广东人耳畔的时代强音。 思考之四 世界眼光引导均衡发展 科学发展与均衡状况相适应。此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的一轮发展,是绝对粗放、参差的发展。粗放、参差的发展当然具有它的历史理由,那是任何复杂的社会历史发展都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但这一发展阶段必须超越。粗放、参差的发展必须跃升到均衡、科学的发展。广东再次被摆放到实践科学发展的试验台面上。应当说广东对之已经有了自觉——早在10余年以前,广东人就意识到了自己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发展模式的缺陷。一方面,产业调整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变劳动密集型经济为技术密集型经济,成为人们的共识。另一方面,布局新型工业化格局以便取代既有的传统工业化架构,成为广东当局的重大治政要务。为此,广东超越了早期那种简单地追求“杀出血路”的理路,请来了世界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企业家作为广东的“洋顾问”,帮助广东诊断粗放发展模式存在的各种问题及其症结。并对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进行大力度的改造。再一方面,广东明确了自主创新的绝对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首次举行了自主创新的大会,发出了自主创新引领广东现代化的号召。这些举措,无疑推动了广东超越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将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要素尽量均衡地加以配置的自觉愿望。与此同时,广东在睁眼看世界,在总结、吸取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新一轮的解放思想,推动发展的进程。从此前已经开始觉悟的省内发展的区域均衡性问题,放开眼光发现了产业布局的均衡性问题、城乡发展的均衡性问题、城市新老市民享受发展成果的不平等问题、遵循惯性有余而创新不足的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均衡性问题、小富即安与宏图大略的均衡性问题。因此放宽视野、谋篇布局、具体筹划,为广东新的一轮发展再展世界眼光和崭新高度。现代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从单兵突进的发展演进到均衡发展的过程。广东不过是总结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发达国家相当长时间才实现的科学发展、均衡发展。也许有人会对从粗放参差的发展递进到科学均衡的发展不以为然,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政治修辞术的变化。因此他们会对科学的均衡发展怀抱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并不愿意追究科学发展的世界经验、不愿意正视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掩耳盗铃、井底观天。前者以为中国按照惯性就可以成就现代化视野,后者以为中国今天的发展已经足够让人满意而毋需假借别人经验。对此需要强调,中国发展模式的演变,不是一个修辞问题,而是一个真实问题。它是今天中国的发展必须要实现的重大转变,否则中国就无法捍卫已经取得的改革开放成就。放眼世界,这种转变发展模式的艰难困苦,并不只是中国人独一无二经历的事情。相反,所有的文明国家在现代化的历程中,都经历过同样的考验。今天广东再次率先尝试发展模式的转变,就是再次为中国人实现现代化闯关。 思考之五 权力重构推动国家进步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国家权力的重构制约着甚至决定着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现代国家权力绝对不是垄断的、全能的和威慑的形态。国家的健全结构是一个三分结构———国家、市场与社会。国家依赖于有效组织起来的权力结构发挥宏观控制作用、市场仰仗价格机制发挥财富生产功能、社会依照自治原则发挥自主治理效应。这是发达国家显示出来的现代国家基本结构形态。这一三元结构就要求国家权力必须既是收敛性的、又是发散性的。国家权力是收敛性的,指的是国家权力必须知道自身的效度与限度。它不能肆意拓展自己权力作用的范围、随意采取权力作用的方式和手段、更不能侵入市场和社会的领域将前者的价格机制和后者的自治原则加以破坏。而国家权力是发散性的,是指它必须以法律、政策的有效供给,满足规范自己、规范社会和市场的宏观控制需要,它不能对法律政策的广泛需求和递进逻辑熟视无睹,不加跟进。国家谨守权力边界,同时积极回应权力作用的实际需求,从而使国家成为高度成熟的政治组织。在这里,民主和法治两大原则,成为中国国家权力重构的核心理念。改革开放启动的国家权力重构,正是要解决国家权力理性存在并合理运行以便显示国家文明水平提高的问题。当国家权力致力于谋求人民福祉的时候,权利与权力的互动就是一个国家持续进步的自然要求。广东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显示出的权力自身来源的正当化进程,与权利自我维护的萌芽、发展与壮大,恰好印证了现代文明处境中国家权力走向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基本准则。这里就有一个国家权力对于市场和社会权利的让步和让渡的问题。国家权力的让步,是它尊重人民权利的策略性文明步骤;国家权力的让渡,则是将权利交由人民来自主地行使的战略性文明标志。前者正好体现为广东领导对于市场和社会发展的尊重态度;后者刚巧体现为广东主要国家权力重组与居民权利觉醒的相互辉映的状态。国家相信公民的自主自治能力,使国家能够腾出资源更好地补给法律与政策,也使公民能够具有更多的政治理性行为能力;公民相信国家的法治与民主,使国家具有更为强大与更为信服的控制能力,也使公民能够在一个安定有序的法治环境中自由地生存与发展,从而杜绝社会心理焦虑不安之下的对抗社会的行动。因此,国家权力的重构,并不是一个弱化国家权力的选择,而是保证国家权力具有认同感的需要。今天广东国家权力的有效作用、与市场的健康发育、社会的相对理性程度相互映衬,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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